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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9年的深冬，12岁的周恩来跟随伯父周贻能离开家乡淮安，踏上改变命运的求学之路。这一别，他与故土的距离越来越远。

从此，这位少年将自己的人生轨迹完全融入了中国革命的滚滚洪流中。

母亲的坟冢一直是周恩来心中难以抹去的牵挂。1941年春天，他在重庆的一次露天演说中道出了这份思念。

“我母亲冷落的坟地，现在还在日占区。枯叶无人扫，凄凉萧条。”现场听众为他的真情流露而动容。周恩来坦言，他一直想回去看看，打扫母亲坟上的落叶。

可是天下大事未完，他不能为个人私情放下手中的工作。

抗战胜利后，国共谈判期间，周恩来曾入驻南京。从南京到淮安只有三百里路程，这种地理上的接近让他的乡愁更加强烈。

他却深知，如果自己回乡，必然会引发当地的欢迎热潮，可能会给国民党方面造成不安，连累无辜的家人和乡亲。他把对母亲的思念化作更高尚的责任感，将个人情感融入到为国为民的事业中。

1959年1月的一个寒冬，周恩来在从广州返回北京的飞机上，得知航线会经过淮安上空。他向机长提出请求，希望能降低飞行高度看看家乡。

透过舷窗，他看到了那片熟悉的水乡田园，河流蜿蜒，农田和村庄星罗棋布。机长主动提议多盘旋一圈，让他多看看家乡。

周恩来却婉拒了，“不用了，那又要多费汽油了。我们还是赶回北京吧。”

1964年冬天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客厅与周恩来议事。谈话结束时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困扰他多年的问题：“恩来，你从家乡淮安出来都54年了，这些年为什么一次都不回去看看呢？”周恩来解释说，他担心回乡会惊动地方干部，造成不必要的接待浪费，打扰当地百姓的生活。

“如果真的想念家乡，那就在公务途中，从飞机上远远地看看就好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周恩来投入到百废待兴的建设工作中。他被称为“救火队长”，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。

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后，他每天都要主持会议，处理全国统筹、外交协调、物资调配等各方面问题。他经常工作到凌晨四五点，休息时间也用来处理公务。

1954年，周恩来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，这是新中国首次以大国身份亮相国际舞台。会议期间，他每天要进行十几场磋商，即使在强硬立场的较量中也保持着礼貌和克制。

进入60年代，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。即使在身患重病后，他仍坚持工作。

1973年，他患上心脏病和膀胱癌，但仍多次主持重要会议。1974年的一个月里，他连续44天工作，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8到24小时。

周恩来对待亲情始终保持克制。1963年，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到：“解放前，没有一个亲戚来看我。解放后，有100多人找我了。”面对亲人的请求，他从不网开一面。

1949年，有淮安的亲戚来北京求助，他没有直接帮忙，而是建议通过当地集体解决困难。这位亲戚失望而归，甚至抱怨他“不近人情”。

他的伯父周贻能曾以长辈身份请他为族人谋职。周恩来回信说：“贤德未充，恐有遗失公道之嫌，万望见谅。”他的忠诚首先属于人民。

伯父读完信后感叹侄子“大公无私”。

直到1974年，76岁的周恩来身体已经十分虚弱，却仍坚持在手术后不到两周就投入工作。他对助手说：“人民需要我，我不能躺下。”1975年初，他公开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少。

有一天深夜，他用微弱的声音安排第二天的工作，讲到一半因气短昏厥。他把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，全部化作了为国为民的无私奉献。